摘要：从我国出口增长的动力、出口结构、宏观经济利益及政策成本等方面考察，当前我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总体上看是健康的。考察东亚各国上世纪70年代发展的历程还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并且依靠劳动力等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特定发展阶段，同样经历了一个对外贸易“高进高出”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其外贸出口、进口都持续保持一个较高速（20%）的增长，外贸依存度也保持在高水平上，但并不存在所谓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鉴于当前我国外贸顺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并非出口过快增长所致，而是由于“奖出限入”传统观念和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与相关政策所导致的进口增速滞后，因此，解决外贸顺差持续扩大问题，需要更多地从扩大进口上寻求出路,并且不必过多担心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

　　一、必须面对的事实：我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总体上看是健康的增长

　　（一）增长动力是健康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并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变化，我国所采取的外贸政策不再是单纯的“奖出限入”，甚至已开始了部分“限出”的政策了，为什么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扩大？出口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有关部门的调查和各种资料表明，近年来我国各类出口企业出口效益高、利润稳定是企业出口的直接动力：就生产企业而言，外销效益普遍好于内销效益[1]；就外贸企业而言，出口利润总体高于进口利润（参见表1）。

　　正是由于从出口中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市场与利润），从而促使着我国企业不断地扩大出口规模。2005年，我国出口主体主要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仅占22%，外贸出口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企业既不是为了“任务”而出口，也不是为了出口而出口，而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口。这种增长动力应该说是健康的。

表1：2005年我国出口企业构成和盈利面预估　　　单位：%

资料来源：商务部综合司《“十五”中国外经贸发展状况》

（二）增长结构是健康的

　　具体表现在：一是出口商品结构不断升级，机电产品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1.3%，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贡献率为31.3%。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比重已从1980年的不到5 %，提高到2005年的56%；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则从1980年的几乎为零提高到2005年的28.6%。二是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出口同步强劲增长，特别是近四年（2002-2005年），一般贸易出口增速平均已高达29.65 %。三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同步增长，其中民营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已连续九年远远超过外资企业,“十五”期间的年平均增速高达62.58%，2006年上半年民营企业出口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第二大出口主力。四是主要出口商品的出口卖价总体呈增长趋势，“十五”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约2%（参见2）。

表2：“十五”期间出口增长结构“健康”指标一揽

资料来源：1。商务部综合司《“十五”中国外经贸发展状况》；2。海关统计

（三）宏观利益是持续增长的

　　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的宏观利益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置疑一方主要的依据是按同类商品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比较所得出的“贸易条件指数”做出结论，认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总体上看比进口商品价格低，因此出口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大是一种“贫困化的增长”。其实这种分析和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贸易条件指数”只有在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保持基本不变的条件下才真正具有意义，而现实中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恰恰是变化最大的。

　　尽管从宏观上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绝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近年来从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并且因此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增长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而按照更加科学的 “收入贸易条件”理论来分析中国出口增长，同样可以得出中国外贸出口所带来的宏观利益是不断扩大的结论。

　　“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是将贸易条件指数乘以出口贸易量指数，是一定时期内出口量指数与商品贸易条件指数的乘积,它表示一国用出口支付进口的能力，测度的是一国从国际交换中获得的贸易利益总量的变动趋势，亦即一国所能获得的进口商品数量在总量上的变化。

表3：1995-2004年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6第3期

同济大学经济与金融系陈飞翔教授等学者对1995到2004我国收入贸易条件（参见表3）加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不仅使我国从国际分工与交换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也对国内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贡献，是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3]。

　　（四）政策成本是不断缩小的

　　有学者认为我国外贸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以高昂的“政策成本”为代价的。其实，自我国加入WTO四年多来，我国政府对出口的具体支持—所谓的“政策成本”是不断缩小的：一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财政补贴取消了；二是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经过多次下调，目前仅低于12%的水平，实际上已处于“负补贴”状态；三是对“两资一高”和纺织品等敏感商品采取了征收出口关税或有偿配额等限制性措施。四是人民币汇率正在朝着削弱外贸出口竞争力的方向调整。（参见表4）

表4：加入WTO四年多来我国政府出口支持力度减弱情况

二、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起飞”阶段，各国总要经历一个出口、进口“双高”增长的阶段—对外贸依存度过高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解决贸易顺差问题如果不是通过抑制出口而是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就可能产生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出口规模和进口规模“双高”增长的现象，从而使我国本来就已经很高的外贸依存度进一步拉高，而这正是有关方面和一些学者所担心的。

　　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理由如下：

　　（一）“外贸依存度过高≠存在风险”

　　自从世界上存在规模化的外贸活动至今400多年来，有许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存在着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参见表5），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因为外贸依存度过高而面临风险或危及国家安全。相反，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情况看，恰恰是经济发展比较成功国家的外贸依存度高，而那些外贸依存度低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是经济发展快的。比如，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德国，亚洲新兴经济体韩国，其外贸依存度多年来一直保持在60%以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多年来外贸依存度一直超过100%，但并没有因此而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表5：部分国家/地区外贸依存度高峰时期情况对照表

资料来源：1、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2、〈日本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二）进出口“双超高”增长是东亚后发国家经济“起飞”阶段不可逾越的过程

　　“四小龙” 等东亚经济体与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发展条件和模式是基本相同的，比如：资源相对缺乏，进入工业化以后劳动生产率都有一个大幅度提高的过程，内需不足，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加工贸易。其经济发展一般的规律是，当处在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将近2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和发展加工贸易的共同作用下，进出口都有一个“双高”增长的阶段（参见表6），而且在这一阶段对外贸易依存度通常都比较高。当进入经济稳态增长阶段，内需扩大以后，外贸依存度就会大幅下降。

表6：上世纪70年代东亚主要经济体进出口平均增幅  单位：%

资料来源：综合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及各国资料整理

我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经济发展模式与东亚“四小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近几年的中国恰好处在经济起飞、外向型经济和加工贸易大发展的阶段，正好也是人均GDP将达到2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在这一阶段出现出口与进口同时高增长，正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

　　（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进出口“双超高”增长和高外贸依存度将成为常态

　　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后，世界经济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趋势进一步加强。因此各国贸易依存度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和世界银行的统计，1820-1950年，世界出口依存度仅仅上升了6个百分点；而1950-2003年间却上升了14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依存度上升的趋势更加明显（参见表7）。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都卷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始终快于生产增长速度并且有越来越加快的趋势，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表7：全球外贸依存度平均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第191-19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由于各国外贸市场进一步多元化，任何国家的贸易都不是不可替代的，外贸依存度高并不意味着经济风险就高。相反，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起飞、又缺乏内需的时候，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恰恰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像台湾这样“风险意识”强的经济体，其对外贸易依存度多年来也保持在100 %以上，2005年仅对祖国大陆的出口依存度就高达26%。

　　最近，有些学者为了说明我国外贸发展快不是问题，试图重新诠释或找出另一种办法计算外贸依存度，以说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大，用意是好的，但同样意义不大。因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本来就不应当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安全与否的度量指标。换言之，外贸依存度高低与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取最大的宏观利益以及能否实现适度的市场多元化。当前，我们所要担心的问题不应是外贸依存度过高，而是一旦外贸出口减少而内需又不能有效启动所带来的经济乏力、失业率上升和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三、解决顺差问题的代价：扩大进口的代价比抑制出口增长的代价要小得多

　　解决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不可能不付出一些代价。目前解决的思路无非有三：第一，扩大进口的思路；第二，适度扩大进口与适度抑制出口并用的思路；第三，抑制出口的思路。大家都知道第三条思路代价是最大的,因此我们似乎已经开始尝试采取第二条思路,但第二条思路其实与第三条思路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在目前经济形势和体制条件下，任何抑制出口的代价都比扩大进口的代价着着实实要高得多。

　　（一）抑制出口的代价太大（参见表8）

　　第一，以2005年出口实绩为基数,出口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大约影响GDP增速0.2个百分点[4]。

　　第二,出口每减增1亿美元,就意味着将减少1.2万个新增就业机会[5]。如果是加工贸易减增，大约每1亿美元减少1万个就业机会，一般贸易减增，则减少1.5万个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中，大约60%是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据此测算，出口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大约影响76亿美元出口, 减少近90万个就业机会。

　　第三，按目前每个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约1.5万元[6]和40%的平均消费测算，出口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直接减少居民消费 54亿元人民币。

　　第四，将有部分企业或行业因国家采取出口抑制措施而面临倒闭的危险。

表8：出口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所产生的代价

今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相信和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速（25.2%）比去年增速(28.4%)滑落了3.2个百分点，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两者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二）扩大进口的代价小

　　扩大进口最主要的代价是对进口增长较快的产业和产品相关企业形成直接竞争压力，但没有数据证明一定会带来经济的负增长。相反，扩大进口对宏观经济还会有以下的贡献：

　　第一，带来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第二，增加进口环节税收；

　　第三，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能力；

　　第四，减少人民币升值预期，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缓解贸易磨擦。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林永生、张生玲博士最近专门对我国进口贸易对消费与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消费品的进口对国内消费水平确实可以派生出拉动作用。他们对1991年到2005年我国GDP、消费、投资总额以及消费品进口、投资品进口总额的数据进行线性对数回归分析后得出如下关系：在其他条件恒定时，消费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使国内消费水平上升0.699个百分点[7]。

　　对近五年来我国经济实践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结论是站得住脚的。2000年以来，随着消费品进口的显著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有小幅提高；2005年消费额比上年度有较大下降，主要是国为消费品进口的增幅比前几年有明显的下滑。这说明消费品进口与国内消费水平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

　　最后，对于有学者担心的一定时期内继续扩大进口会不会存在安全性的问题，对外经贸大学“新时期进口安全战略研究”课题组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相对我国的消费和投资增速,我国目前较高的进口增长是合理的，总体上是安全的[8]。笔者认为只要我国进口进一步多元化，不要过分集中在个别国家，并且有意识增强与相关国家的进口依存对称性[9]，以我国目前的综合国力水平的国际地位，进口是不会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的。

　　作者：沈丹阳 博士 （商务部 研究院 副院长）